杨博接着说道：“徐阁老亲自登门道歉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只是徐阁老仍包庇那管家徐成，任由他欺负乡里，实在不应该。”
申时行：“徐阁老被海瑞的新政推上风口浪尖，管家徐成徐远的劣迹被揭发，受徐仆人打压的乡民们将家所府邸围个水泄不通，有些人退房产，有些人说田产贱卖了要加价。一开始徐阁老还能维持名士风度，禁止子嗣亲族和仆人计较，甚至诗曰：‘昔年天子每称卿，今日烦君骂姓名。呼马呼牛俱是幻，黄花白酒且陶情。’倒也潇洒。”说时冷冷在笑。
“只是接连几日，天天如是，就再也不能‘陶情’了。徐璠将徐成徐远叫出来，发送松江府发落，把房产退回，对麦田要价的人加倍付钱，打算息事宁人。”
“申大人手段颇为高明。”
于可远朝着申时行遥遥一揖，笑着道：“您早就猜到徐阁老要这般应对，便命底下的人在松江府、妓院、街头巷尾乃至游船戏院散布消息，阁老府被围困，徐府退房产，徐府加价的消息便不胫而走。一时间松江一府的富户乡官都成了被告。老实巴交的人被讥讽，而刁告者却能拿到银子，坊间流传一句名言：‘种肥田不如告瘦状’，如今整个松江府已经混乱，只等着撒网收鱼了。”
杨博一听此言，两眼不由亮了。
“如何收？”
于可远和申时行对视了一眼。
申时行先道：“据下面的探子来报，徐成徐远欺压乡民证据确凿，而一经查实，又引出大大小小数十起案子。有强抢妇女，有杀人越货，真真假假，莫衷一是。如今徐阶次子徐琨和三子徐瑛都被牵扯在案子里了。”
“海瑞怎么说？”杨博赶忙问道。
于可远：“海瑞现在还拿不定主意。但他写给朝廷的奏高中有这样几句，‘臣于十二月内巡历松江，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’、‘乡官之贤者对臣言，二十年来府县偏听乡官’、‘民产渐消，乡官渐富’。他是决心要让乡官自行退佃。乡官剥夺小民二十余年，而今令乡官还了被剥夺小民的田产，倒也不无不可。只是其中多少人投机取巧，倒打一耙，将松江府弄得鱼龙混杂，这倒是海瑞之过了。而后海瑞颁布的《退田令》无疑更加剧了这一情况，要求辖区所在乡官必须自行申报，退掉非法兼并的田地。一场重新分配土地的暴风骤然降临。不仅松江的九峰三泖震撼了，整个应天十府都震撼了。”
“这个海瑞，还真是……”
杨博一时间竟然不知该怎样评价这个人了。
于可远接着道：“海瑞如何姑且不论，《退田令》一出，徐阁老又是首当其冲。海瑞这位昔日的恩公产业之多令人骇然，他要求徐阁老带头退田呢。”
说起这个，杨博不由一拍大腿，想起一段往事，“嘉靖四十四年春，景王薨逝，景王无子，所以无人袭位，楚地的封国自然废除，但景王府在封地是有几万顷皇庄田的，这些皇庄的庄田被景王亲属、部下占有。原先自然属当地百姓所有，所以徐阶奏请退田，夺景府皇庄田地分给当地百姓，以致“楚人大悦”。如今轮到海瑞令他退田，不知咱们这位昔日的首辅作何感想呢？”
其实，杨博、于可远和申时行都明白，海瑞的退田令根本就无法可依，但他让乡官们“自行退田”，所退的事被夺走的田地，这倒是可行。只是徐家那些家业都是徐家人二十多年经营出来的，虽然有一些是抢夺的，但也有劳动所得。
海瑞那“为富不仁，为仁不富”的高论，也就只有他自己认可，满朝文武都不赞同。若按照这个说法，普天之下，为任者就只能受穷挨饿，为富者就必定会坑害百姓，难道勤劳致富的也是恶人吗？
如今看来。
海瑞的《治安疏》有些过激。
海瑞的《退田令》更是不合法，不合时宜。
《治安疏》根本没有解决任何朝廷的弊端，而《退田令》更是会令江南大地震。当然，这地震遭殃的是徐阶，而受益的自然是徐阶昔日的政敌们了。
而海瑞这番作为刮出退田风暴，当然也波及了朝廷。
张居正身为阁员，对此事当然知之甚深。最近内阁也受到了不少的奏章，说海瑞在应天十府的作为，鼓动刁民告状，坊间十分躁动。又有什么与其屈小民，宁屈乡官，执法不公；不论“占夺”与否，以“自行清退”为名胁迫乡官退田……
张居正不仅不怒，还当着内阁所有人的面大赞了海瑞几句。
为什么这样？
就连李春芳都困惑，徐阶是他的老师，他能对老师不闻不问，未免有些狼子野心了。
但其实，张居正也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，才决定力挺海瑞的。因为海瑞如今做的，和自己将来所做的事其实是一致的，即土地弊政的改革。
当然海瑞所革，只是极其浅薄的，表面的。但即便是这样做表面功夫的，也应该大力赞成，重要的是革，而非革什么，先让海瑞这个先锋把革变之风开出来，他将来也好作为。
何况徐阶一家六十万亩田产，所退不过一万，就被徐阶以五年内所置之地不问原委尽数清退为由而驳了海瑞。从大明律法的条款来看，徐阶此法也是合理的，因为大明律并没有限制私人田产的数量，但不得“欺隐田粮”。因隐瞒田数、低报收成影响朝廷的赋税收入。
大明律也允许田产之间的买卖，只要有“税契”就好。
而且买卖五年以上，不得追诉。
徐阶将五年之内所置的田产全部退掉，从法理上说，已立于不败之地，所以徐阶现在是有恃无恐。
虽然在这件事上，徐阶并没倒下，最终朝中的那些大臣仍是出言力保的。但作为交换，杨博上疏请奏恢复高拱官职，李春芳也顺势将高拱召回，重返内阁兼掌吏部。
隆庆四年春。
刑部都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，不达政体，应该给他安排到南京处理政务。而如今十分信任张居正的隆庆帝自然没有答应，首辅李春芳还是个好好先生，便拟旨意让海瑞“抚地方如故”。
但很快，给事中戴凤翔奏了一本，论海瑞“不谙吏事”，“庇奸民，鱼肉缙绅，沽名乱政”。还说起海瑞的私德，譬如娶妻三任，后两任妻子接连被休，而且去年九月，家中一妻一妾同时去世，有谋杀嫌疑。
正所谓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，连家都治理不好，怎么能治国？
而此时高拱也渐渐明白，海瑞若继续官居高位，早晚会威胁到自己就拟旨：
“看得都御史海瑞，自抚应天以来，裁省浮费，厘革宿弊，振肃吏事，矫正靡习，似有忏忏为国为民之意。但其求治过急，更张太骤，人情不无少拂，既经言官论劾前因，若令仍旧视事恐难展布。”
意思就是说，不让他继续担当此任了。
而海瑞怒极上辩，说戴凤翔指责的事情，“无一事是臣本心，无一事是臣所行事迹”，纯属“诬妄”。
甚至还倒打一耙，把满腔怒火烧向满朝文武大臣，怒斥“今举朝皆妇人也”。
也幸亏李春芳大度，调侃了一声，“满朝都是女流，那我不就成了老婆子了？”
他若不上奏或许还有转圜余地，这一上奏，立刻引起满朝文武的愤怒，大臣们联名弹劾，这一回，就连申时行和于可远也没有留情，其实更是为了让他平稳退场，避开复杂的人际关系，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名声，也算是一种呵护。
何况高拱拟给他的官职，乃是南京粮储，身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正四品大员，调任户部所属南京粮储，实乃平调。
而高拱拟旨批复称海瑞“词称请归，意甚快愤，且固执偏见”，“御史官见其轻噪，连名纠劾，诚非过举”。
吏部文书一到，海瑞怒气冲天，疾走辞官。
他上疏“乞赐臣回籍，永终田里”。
想海瑞一生，当然功勋卓著。他整顿赋役弊端，替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，澄清吏治，疏浚吴淞江、白茆河，减轻百姓负担。但负面影响也很深，比如审理土地所有权的那些烂事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朝中给事中的弹劾口实。何况他识人不明，误以为张居正会一直向着他，殊不知在张居正眼中，他也不过是个不得其法、只会横冲直撞的直官罢了。
而随着徐阶辞官归乡，李春芳作为老好人基本只听张居正和高拱的，不自己出政策，张居正看似有权，其实也在隐权，因为他明白，现在还不是自己真正该弄权的时候。
所以——
李春芳完全主政务求安静，“萧规曹随”。而高拱登台后，立刻使用雷霆手段，全盘推翻了徐阶的布局和拟定的政令。
从这时起，原先经常出谋划策的申时行和于可远便渐渐静默了。
也确实，如今大权在握的高拱，也很少询问底下人的意见。
于可远知道，高拱最鼎盛之时到了，但他衰落之期也将临了，这是历史的必然，他不想多做什么。何况高拱之后便是张居正，而自己的春天也将来了。
先朝议礼得罪的大臣依遗诏予以起用、赠恤死者正推行中，高拱拦腰一刀，加以废止。
高拱上疏隆庆帝，说得也很明白。
先朝获罪的大臣，很多都是大礼议时候的。如今进行褒奖和赠恤，显皇帝，也就是嘉靖的生父隆庆的爷爷，在庙如何能安？而且先帝也不能安宁。又说隆庆帝每年去太庙祭拜，更是无颜面对。
隆庆帝听了便允之。
所以，数百名获罪的官员不再复用，死者也不得赠恤。
接着，高拱用出了第二招。
隆庆四年十月，高拱决定重议方士王金英等人的罪名。王金英何许人也？当年他妄进丹药，令嘉靖帝病情加重。法司论子弑父罪，论死在押。
而为了陷害徐阶，高拱上疏，说嘉靖帝复服用丹药而死于非命，难以寿终正寝，这样的名声不好。先帝执政四十五年，享年六十有余，应该以善终结尾。说指系王金英等方士所海，终究不美，天下后世将如何评价先帝？
高拱并不是心疼这些方士，而是为了中伤徐阶。
是徐阶让先帝陷于不义，应该开刀问斩。
但高拱这次出招，确实废了些周折。
时任刑部尚书葛守礼妥协了，认为王金英应该是左道惑众的从犯，重点是这个从犯！
给事中赵奋上奏，认为法司是主持天下公平的部衙，之前都重叛了，完全没有为先帝着想，如今又想轻判，难道就不怕后世议论了吗？罪有首从，说王金英等是从犯，谁是首犯？如此执法，法不能依。
但隆庆帝还是相信了高拱，却没有深究徐阶之罪，高拱企图落空。
而这期间，内阁已经成为走马灯。
隆庆四年七月，大学士陈以勤不屑内阁内讧，请奏出阁致仕应允。
隆庆四年八月，赵贞吉复用入阁，同年十一月，大学士赵贞吉致仕。
隆庆五年五月，大学士首辅李春芳致仕。
而李春芳致仕的原因，是高拱授意南京给事中王祯弹劾李春芳，旨在出掌首辅之职。高拱本就在内阁颠倒上下级关系，而且自陈以勤和赵贞吉离职后，高拱日益膨胀。李春芳便顺水推舟回到家乡。
在这期间，高拱还密信于可远和申时行，希望二人能进入内阁帮自己。
于可远以自己资历不足婉拒。
申时行则以吏部已有高拱这位上疏入阁，不宜再让侍郎入阁为由婉拒。因而，高拱便和其他人密谋，推荐侍郎张四维入阁。
但还不等高拱开口，半路却杀出个程咬金来，内宫忽然传旨，着殷士儋以太子太保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阁。
这令高拱大吃一惊。
阁员自然应该由内阁推荐，皇帝怎么能亲自下旨？对方打听后，高拱知道原来是走司礼监首席掌印陈洪的炉子。
如今内阁，首辅是高拱，次辅张居正，殷士儋位居最后。
高拱何许人也，他敢斗严嵩，敢斗徐阶，又斗走了李春芳和赵贞吉，这个殷士儋自然也要斗走。
当时刚好御史弹劾张四维，高拱猜测是殷士儋所为，便策动其他人反击。
高拱手底下的御史弹劾殷士儋由宦官陈洪引荐入阁违反程序，不宜参与国政。而高拱手底下的鹰犬立刻扬言说殷士儋进入内阁非正常途径，若有羞耻之心应该自行请辞。
这个殷士儋也当真是个中好手，丝毫不忍，在在内阁上演了一场全武行的好戏。
殷士儋对高拱的鹰犬骂道：“你要撵我出内阁，撵我出内阁倒也没什么，犯不着为人鹰犬！”
那鹰犬被噎得无话可说。
高拱立刻板着脸道：“这是内阁！如此说话，成何体统？”
殷士儋冷笑了一声，大骂道：“不成体统的事都是由不成体统的人弄出来的！你高拱又是什么东西！驱逐陈以勤的是你！驱逐赵贞吉的是你！逼走李阁老的是你！这成体统吗？为了提拔张四维，如今又要把我也逼出内阁，这成体统吗？”
越想越气，越说越激动，殷士儋直接撸起袖管，朝着高拱面门就来了一拳。
在场所有人都惊住了。
敢劝架的也只有张居正。
张居正拦住殷士儋，想要开口劝阻，哪知殷士儋连他都骂，“你更不是个东西！把高拱推荐入阁，早晚没有好果子吃！等着高拱的鹰犬搏击吧！”
至此，殷士儋请辞，内阁成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天下，徐阶开创的清平政局彻底结束。
高拱为徐阶准备了三条催命符。
第一，给徐阶写信，表示自己虽然身居高位，但可以不计前嫌，让徐阶放下警惕心。
第二，着手审理孙克弘之案，诬陷孙克弘，栽赃徐阶。
第三，启用和徐阶三子有恩怨的蔡国熙。命蔡为苏松兵备副使，专门审理徐府之案。
经过一番穷追猛打，徐府轰然倒塌。
所谓盛极必衰，又云物极必反。在蔡国熙的治理下，徐府穷了。拘捕徐璠、徐琨、徐瑛，处恶仆徐成、徐远死刑，大肆捕捉徐府仆人，致徐府仆人一哄而散。门内是生活起居无人照料的徐阶子孙牵衣号泣，门外是好事之徒围府寻衅大声辱骂，最终放了把火，将徐府门墙烧尽。
徐阶只好与老妻张氏逃离松江。
而后判决书下，徐璠徐琨充军，田产悉数抄没，高拱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度，还法外开恩留给徐阶一子徐瑛，削籍为民侍奉老父。
隆庆六年，高仪入阁。
同年五月，隆庆帝猝发中风，自知不久于人世的他深知自己死后，小朱翊钧一人恐怕难以抗衡以高拱为首的内阁。因而在御用榻前先召李妃，钦定了首席掌印太监陈洪与首席秉笔太监冯保的托孤之事，令李妃垂帘听政。
随后又深夜密召于可远入宫，让他好生辅佐朱翊钧，并认为于可远这“可远”二字甚为不妥，为其御赐新名。
“我……我竟然是……”
——于慎行。
至此，于可远念头通达了。
他知道自己穿越而来，并非是无名无姓之辈，如今改命，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！
于可远怀着难以言说的心情离开皇宫。
而这时，隆庆帝又召高拱、张居正、高仪托孤，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冯保宣读诏书：“朕统嗣方六年，如今病重，行将不起，有负先帝付托。太子冲龄，国事一切托付卿等……”
隆庆帝五月驾崩。
万历元年，于可远转改吏部，掌詹事府。
还是这一年，张居正与冯保联手斗高拱，形势急转而下。高拱所荐的内宫太监孟冲被冯保斗倒。而后冯保又传母后皇太后、圣母皇太后、皇帝谕旨，令张居正辅佐幼帝，责高拱“揽权擅政，夺威福自专，通不许皇帝主管，我母子日夕惊惧，便令回籍闲住，不许停留”。
一番试探之后，张居正深知于可远意不在首辅之位，且几次希望他任次辅都被拒绝，心中大定，更是重用于他。
万历四年，于可远入阁，与张居正联手治理朝政，推行一条鞭法，期间从无二心，不敢居张居正之前。
万历六年，张居正父亲病故，他不愿尊制守丧，授意门生提出“夺情”。神宗予以批准，举朝大哗。
于可远和其他大臣一起上疏，以纲常大义、父子伦理劝神宗收回成命，张居正很不高兴。
他对于可远说，“可远，你是我最赏识的人，我平时待你不薄，你也这样对我！”
于可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“正因为你对我不错，我才不得不这样！”
于慎行担心张居正若继续如此，会失去朝野上下的拥护，但张居正没有听他的话。
万历十年，张居正死去，反对他的势力执掌了朝政，左右了神宗，神宗下令抄张居正的家。于可远也因此出阁，再次韬光隐晦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于慎行仍然不避嫌怨，写信给主持此事之人，请他照顾张居正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。
万历十七年七月，于可远升任礼部尚书，同时入阁，当时内阁共有七位，首辅便是他。
神宗诏加他为太子太保兼东阁大学士。
万历三十五年，于可远致仕归家，后卧床不起，起草遗疏，请皇帝“亲大臣，禄遗逸，补言官”。数日病死，年62岁，赠太子太保，谥文定。同年，高邦媛追夫而去。
其子于纬终其一生，也只任了户部主事员外郎兼广州雷州知府一职，倒也算是平安富贵了一辈子。
